国内景点申报世界地质公园，多半是为推动旅游，很少有静心做科普的

黄牌不仅要亮给三大景区

昨天，张家界、庐山、五大连池等三个世界地质公园因为科普短板而收到联合国摘牌警告的消息传出，引起社会关注。可以说，这个警告不仅让国人尴尬，更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话题：科普不达标，竟然也会得“黄牌”？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科普尽管重要，但总是配角。考核中，科普几乎不曾成为“硬指标”；而且过去甚少有因为科普做得不够好而面临实质性惩罚的案例。但这次，情况似乎不同。

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科普黄牌”不仅要亮给三大景区，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中，应该进一步完善科普的评价体系；更多机构和团体也要反思，自己的科普工作是否做得足够好，将来有一天会不会也得“黄牌”？

黄牌并非偶然

实际上，这并非是中国的世界地质公园第一次得到黄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资源学院副教授方世明告诉记者，2010年，河南王屋山-黛眉山世界地质公园也曾收到类似警告，原因同样是科普不达标。

方世明近10年一直在从事与地质公园管理和规划相关的研究。上个月，他在该领域的一个课题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这是国内首次。

为了科研，方世明去过国内几乎所有世界地质公园，以及大量的国家级地质公园。他告诉记者，黄牌事件并非偶然，国内地质公园在科普方面做得好的非常少：“许多公园建了科普博物馆，但几乎从不开门迎客。整体上，地质公园很少举办科普活动。”

方世明告诉记者，自从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首批世界地质公园授牌以来，全球目前约有90个世界地质公园，中国拥有27个，数量上堪称“第一大国”。但许多景点申报世界地质公园，多半是为推动旅游，管理者的素质和意识并没有跟上科普的要求：“除了香港世界地质公园，静下心来做科普的几乎没有。”

方世明说，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评定世界地质公园有三大目的：首先是科普教育；其次是保护地质遗迹；第三是促进可持续发展。

曾任上海市科普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的李健民研究员告诉记者，地质公园做科普有优势，但却没有好好利用：“一些景点热衷于介绍哪块奇石像‘老人观海’，哪块又是‘夫妻石’。但很少地方会树一块标识，介绍这种特殊地貌是如何形成的。”

黄牌还该给谁

方世明告诉记者，国内的世界地质公园虽然科普工作不够出色，但至少还有联合国4年一次的考核作为约束。而为数更多的国家级地质公园，甚至在科普方面都缺乏明确的要求。

换句话说，缺乏规则，科普就更没有动力。

事实上，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卞毓麟看来，该亮“科普黄牌”的绝不只是国内的景点。

卞毓麟告诉记者，三大公园被亮黄牌给他最大的启示是，科普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硬指标。特别是对那些本该做科普但却未尽到义务的机构。

卞毓麟说，科研院所与高校拥有大量的人才和科研资源，本是理所应当的科普重地，但现在，他只听到所长、校长们谈论自己治下发了多少SCI论文、引用率多少，很少听他们用同样的热情谈论科普。

“科普就像打排球，最该出手的科学家不‘发球’，公众去哪儿‘接球’呢？”卞毓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科普进步很大，但与科技发展形势和国内需求相比，科普还有很大差距。为此，有关方面也应该为科研院所和高校制定一套科普考评体系，“否则，科普工作就没有了指南。”

李健民说，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参加全国科普日活动时提出要把抓科普放在与抓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而事实上，现在社会上讲创新多，讲科普明显不足。

黄牌也能变机遇

卞毓麟说，张家界等地得到的黄牌，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科技界做科普的一个机遇。景区即使想做科普，单靠自己的队伍和资源，难免力不从心。实际上，科普应该是社会化的，更应该让科技界的专家学者参与其中；而科学家也应该有这份社会责任。

方世明告诉记者，香港世界地质公园的科普工作之所以出色，与管理者协调社会资源、力求科普创新密切相关。他说，香港的相关机构经常与国内外的大学合作，为地质公园撰写导游解说词、培训导游、设计科学考察旅游线路。他说，香港世界地质公园目前仅科普书籍就出版了几十种。

此外，这次黄牌事件给科普界的另一大启示，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评价体系。正是因为有这套详尽的规则，无论是“给黄牌”还是“领黄牌”，都让人心服口服。方世明告诉记者，联合国对世界地质公园科普实绩的考评非常细致，每一项都有很多指标，比如，科普文字必须精炼、图文并茂，不仅要让外行读懂，还得有兴趣。此外，对游览线路沿途的标志牌密度、地质博物馆的软硬件都有要求。

在2010年得到黄牌的王屋山地质公园的官网上记者注意到，联合国专家向他们提出了8项很具体的整改意见，使得该公园能够逐一详细落实。为了避免联合国的“两黄变一红”，河南方面在1年多时间里为王屋山-黛眉山世界地质公园的科普投入了1亿多元。去年，公园顺利通过了联合国的再评估，黄牌被取消。

方世明说，国内的地质公园其实并不缺钱，缺的就是一个约束。

首席记者 张懿